尺度太大时间太早？向孩子谈“性”从不是一件容易事

原标题：向孩子们谈“性”

在孩子面前谈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试图把性教育课带进幼儿园的课堂时，就遭到了一次坚决的反对。

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刘文利组织的性教育课前培训，但仍旧认为，幼儿园里的性教育实验是把孩子当成“小白鼠”，结果是不可控的，“不知道孩子会被教成什么样？”她拒绝让孩子接受性教育课。

尺度太大、时间太早、内容不当……一直以来，刘文利的性教育研究不停被人们拿着放大镜审视。很少有人知道，在儿童性教育的课堂上，老师不只会给孩子们讲生理健康，还会告诉他们，如何塑造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观、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帮助他们树立性别平等的观念、提高自我保护的技能。

“孩子对性、对身体探究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性教育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早”，刘文利说，“我们可能找不到比性更合适的载体，来对孩子们进行价值观的教育。”

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将于明年6月开始实施。在关于“学校保护”一章中指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

小学里的性教育课

一条崭新的女士内裤和一包卫生巾被放在讲台上。

教室里的男孩女孩都坐得直直的，仰着好奇的小脑袋。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老师李明撕掉卫生巾的包装，打开折叠的卫生巾、把它粘在了内裤上。

这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小学五年级的一堂性教育课，李明正在演示“卫生巾的使用”。每张课桌上，都摊着一本《珍爱生命—小学性健康教育读本》，书被翻到第8页，标题是“月经和遗精”。

李明在打工子弟小学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受访者供图

42岁的李明本职工作是英语老师，也是学校里最早开始上性教育课的老师之一。

最开始，李明内心是忐忑的：给孩子们讲“性”，要怎么讲？

她从小在河南农村长大，从来没有和身边的人公开地、坦荡地谈论过跟性相关的话题，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按她的理解，性教育就是讲跟性行为相关的内容，孩子们这么小就知道这些，真的合适吗？

为了打消这些顾虑，在正式开始授课之前，刘文利带领课题组的成员，先给老师们做培训。

第一步是脱敏。她要求老师们大声念出生殖器官的名称，有的老师憋红了脸，支支吾吾老半天。

刘文利告诉他们，生殖器官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和眼睛、耳朵、鼻子没有任何区别。另外，孩子万一碰到被性侵的情况，如果他们能准确地表达出被侵犯的身体部位的名称，就更有可能在取证阶段占据优势，捍卫自己的权利。

刘文利让老师们四五人结成一组，练习安全套的使用方法。对一些没有结过婚的女老师来说，手软得连把模型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劲儿都没有。刘文利走到她们身边，说，“我希望你们在拥有亲密关系之前，就已经能懂得怎么去使用安全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我保护的技能。”

培训的过程中，刘文利还带来了课题组编写的教材。李明发现性教育课不仅要让孩子们掌握身体发育、性和健康、防止性侵害的知识，还要教他们怎么和家人朋友相处、掌握生活技能，认知什么是性别和权利。“它不只是关于性行为的教育，而是把性当作一条主线，给孩子们进行的生活教育。”

刘文利在给老师们做培训。受访者供图

渐渐地，李明的心理障碍一点点被扫除了。在讲台上，她可以面不改色地说出“阴茎”、“阴道”等名词、教孩子们怎么使用避孕套。

这所打工子弟小学里的几百个学生，来自天南海北，带着不同的口音。他们有的和收废品的父母住群租房，有的跟着父亲住在建筑工地的男子宿舍。而等他们小学毕业以后，大多数人又会回到农村老家，失去父母的庇护，成为留守儿童。

在校长沈桂香看来，流动儿童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比其他同龄孩子都更需要性教育课。

“比起其他孩子，他们能接收到的关于性的科学的信息更少，在性健康和性安全方面有更大风险”，沈桂香说，“最起码，学校里的性教育课能教会他们怎么好好爱护自己、保护自己。”

性教育课开设以后，沈桂香收到了很多正面的反馈：有位低年级的小男孩，以前喜欢当众暴露生殖器官，上了性教育课后，就明白了阴茎是隐私部位，要好好保护，便改掉了之前的习惯。

还有女生，独自跟着爸爸生活，很长时间都在记恨和爸爸离婚的妈妈，在课上学了“结婚与离婚”的主题后，第一次主动给妈妈打了电话，对她说“我爱你”。沈桂香决定，要把性教育课一直在学校开下去。

学校刚开始上性教育课的那几年，刘文利和课题组成员每节都去听。每周，她都从海淀坐两个多小时的远郊汽车到大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拿着纸笔，边听边记。课后，她会跟老师交流课上的优点和不足，给师生做问卷、调研授课的效果。

那几年，这所小学里的性教育课，是刘文利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羞耻的、隐晦的、刺耳的

在刘文利成长的年代，性教育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她记得自己五六岁的时候，就问过父母：“我从哪儿来？”

得到的答案是“垃圾堆”。从那以后，她每次经过垃圾堆时，总会好奇那么脏的垃圾堆是怎么长出孩子的？

后来，刘文利唯一能回忆起来、勉强称得上是“性教育”的课，是她上小学五年级时，全年级的女生被单独叫到了室内体育场听讲座，一位社区的女医生告诉她们，女生每个月会有几天“例假”，必须要喝热水、不能太剧烈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把来月经叫“倒霉”。

刘文利记得第一次来月经时是半夜，突然醒来，开灯一看，全是血。她知道自己可能是“倒霉”了，但还是惊恐得不敢睡觉，直到天亮才敢告诉妈妈。

妈妈给她拿来了一个用布缝好的“例假带”，上面装着几层卫生纸。还特意叮嘱她，用完“例假带”要记得洗干净，挂在暖气片后面烘干，“不能让别人看见”。

这些疑惑伴随刘文利走过了十几年。直到上了大学、学了生物学专业，她才第一次接近“生命的真相”。在课上，她知道了什么是胚胎、新生命如何孕育和人体的生理结构，也知道了原来“倒霉”的科学名词是“月经”。

学到避孕相关的知识时，刘文利想起了自己的姥姥：老人年轻时生过14个孩子，最终活到成年的只有4个。回到家里，她忍不住问姥姥，当年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没想过避孕吗？

姥姥说，她也不想一直生，但是从来都不知道避孕的办法。她躲避怀孕的唯一途径是回娘家待一段时间。

大学毕业后，刘文利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教生物课。她发现，大多数生物老师在讲到生殖系统那一节时，都会跳过，让学生自学。她想不明白，既然这些内容是科学知识，都出现在教材里了，我们为什么不讲？是不好意思讲，还是不能讲？

从那以后，刘文利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到底接受的是怎样的性教育？

在北师大，刘文利开设一门公选课叫《人类性学》，她曾经在课前课后，让那些95后、00后的学生做问卷。尽管现在的学生不再对性一无所知，但这些知识的来源，大多都是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等媒介，以及朋友之间的讨论。

在北师大，刘文利开设了《人类性学》的课。受访者供图